“《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电影，就像是一个隐形的心理互助小组，让人们在一片漆黑的电影院里，一起哭，一起笑，尽管彼此不认识。其实，我们哭的与地震无关，而是自己内心的废墟。”专业心理咨询师卢悦将电影的疗伤作用和心理互助小组等同。在西方，心理互助小组的发展比较成熟，不管是政府体系下的医院、社区、监狱、学校，还是私人的心理咨询中心等都建有不同主题的心理互助小组，但中国的心理互助小组却还停留在启蒙、摸索阶段，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只能在网络或影视剧中寻求支持和宣泄。

网络自发心理互助小组，网上活跃线下沉寂

在网上搜索“心理互助小组”，你可以得到239万个结果，不过，这239万个结果中，剔除心理咨询业者的彼此交流切磋小组外，真正算得上是“心理互助小组”的多是各地学校组织的朋辈心理互助组织，以及豆瓣网上的“豆瓣群体心理互助治疗小组”。此外，还有某些专业心理咨询网站推出的戒酒心理同盟、糖尿病患者心理互助小组等。不过，再搜索下去，就会发现这些小组几乎都是昙花一现，响应者寥寥。

豆瓣网上的“群体心理互助治疗小组”人数超过7000，网上发言相当活跃，当有人提问“缓冲心情的方法”时，跟帖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各种建议，很多意见个体特征极为明显。这样的经验分享无疑会让发帖者觉得温暖、被重视，但在进入群、小组一段时间后，往往又会发现这种分享仅限于网络，其组织结构松散，且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者。

在今年的五月份，“豆瓣群体心理互助治疗小组”组织者******次尝试开展线下活动，但不知什么原因，该活动最终”流产“。

专业心理咨询师卢悦认为“网络上的这种以兴趣、主题命名的小组，是一种类心理互助小组，多以兴趣的名义出现，有长期、固定的组员后，能从自发到自觉地实现‘找苦而非仅仅找乐’的转化是走向心理互助小组雏形的关键。”卢悦说，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并不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只是定期的聚会，一起分享伤心、脆弱的经历，“弱势群体自身的守望相助，足以治疗很多创伤，产生一般心理咨询达不到的疗效。”

医院组织的团体心理治疗，小圈子流行

神经内科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医师柏晓利从1995年开始主持友谊医院心理门诊工作，在2001年获友谊医院批准成立国内******家以情感障碍来访者为主体的“心理健康之友”，近十年来带领10个心理治疗小组和友谊心友治疗师团队，完成了近1000人的心理治疗。

柏晓利更愿意把“心理健康之友”视为团体心理治疗，而不是心理互助小组。柏晓利这样阐述团体心理治疗与一般心理治疗的不同：“组员会认识到自己不是孤独的，在倾听和理解他人的同时，组员可以找到应对问题的资源和方法。治疗师也可以在治疗的互动中看到来访者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听来访者的口述。”

柏晓利说，团体治疗就像家庭，有些成员或治疗者扮演父母的角色，而有些人扮演亲戚，通过团体体验，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了解到过去和父母及亲戚的关系的形成及发展。“在小团体里，也会重复在原生家庭中已有的问题，一切都在重演。只有你意识到这点，才能脱离这种重演。”这种认识方式无疑是更直接有效的。

柏晓利的团体心理治疗小组成员主要通过心理门诊的方式吸收，也有部分组员通过网络、媒体获悉该团队后，专门找上门要求加入。

每次的团体治疗一般会持续5个月左右，每星期一次，一次两个小时。柏晓利个人觉得治疗时间应该再长一些，但由于这种团体治疗是收费的，使得很多人情况见好后便自动退出。也有一些组员在完成一次团体治疗后，转入另一个小组继续满足持续的个人成长需要。最长的一个小组被柏晓利称为“马拉松组”，有一年多时间。

释疑

现有机制不利于民间

心理互助小组繁荣

Q心理互助小组的“疗效”明显，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仍缺少这类团体心理咨询形式?

卢悦：我们的医疗系统中心理的治疗还没有跟上，也没有相关的心理咨询师能在保障自己生存的前提下发展心理互助小组，总而言之，目前并没有有利的机制土壤促成民间自发的心理互助小组的繁荣。

组建心理互助小组

耗费精力更大

Q您以后会有计划成立一个心理互助小组吗?

卢悦：有一个离婚再婚团体曾经邀请我作为该心理互助群的专业咨询师，我拒绝了，因为我不能接受通过QQ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人。此外，我不想成为雷锋式的人物，如果我做义工，我希望我的正常咨询工作不会被耽误，我要保证自己能够活下来。我个人会在最近两年里组织一个心理互助团体，它会耗费比个体咨询更多成本和精力。

足够强的“组长”保证

心理互助小组生命力

Q如何保证一个心理互助小组的生命力长久?

卢悦：一个共同的主题，以及一个足够强的组织者，是让互助小组的生命力长久的关键。如果没有足够强的组织者，那么小组成员自身要有足够强烈的心理学成长动机的要求。

没有治疗师的小组

很容易发生替罪羊现象

Q心理互助小组是否必须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作为领导者?

柏晓利：领导者是一个治疗小组中所必须的。这个领导者必须在心理上有一个理论框架，我要做什么，要将小组带到什么方向去。另外，如果没有权威，有组员会觉得受到伤害。比如在讨论中，大家可能会冲着某个人说他什么什么有问题，这时治疗师就必须站出来加以阻止。治疗师提供的是坚固的容器作用，他能包容一切，没有治疗师的小组很容易发生替罪羊现象。

小组的凝聚力是创建

心理互助小组的关键

Q能否就你的经验来说说心理互助小组在建设时最应该注意什么?

柏晓利：我们的团体治疗中最重要的经验是，领导者一定要制造一个团体治疗的环境和氛围，让来访者在这个环境里开放自己，而不受到任何指责和攻击，技术层面这叫“小组的凝聚力”，只有小组有了凝聚力，小组成员不脱落，我们才在这个安全的环境里进行治疗。这个环境里鼓励来访者慢慢放开自己，意识到别人可以接纳自己的言行，尝试自我突破，再将这些尝试复制到社会实践中去，再带着实践经验回到小组，得到肯定后，再去尝试突破。

焦点

小组中的组长

心理要足够健康

心理互助小组往往模拟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组长这个角色，虽然只是带个“长”字并无任何权力，但却是为全局负责、照顾每个组员的人。

柏晓利认为，小组成员会将自己原生家庭里的权威投射到某个治疗师身上，甚至带着对原生家庭对父母的感觉，比如将对自己母亲的依恋投射到某位治疗师身上，或者对自己父亲的愤怒投射到另一位治疗师身上。因此，组员和组长之间的冲突总是难以避免。治疗师心里要很清楚这些冲突是病人移情的结果，而并非针对治疗师本人。前提是，治疗师本身是一个透明的、开放的、相对心理健康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治疗师开放的是自己有问题的一面，会让病人有不安全感。所以在心理互助小组中，必须充分强调治疗师的个人成长。

小组成员之间的冲突在卢悦看来，在可控的范围内是件好事。“发生冲突是一个小组开始亲密、有一定安全感的开始。当差异性不被藏着掖着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能真正形成，冲突本身既是危，又是机。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容纳这个危机，它又会演变成不能化解的冲突。”

“宣泄实际上是和凝聚力有关的，一旦团体形成了支持性的联盟，宣泄会更有用。”——欧文·亚隆，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终身荣誉教授、美国团体心理治疗权威

“在《辛德勒的名单》的结尾处，每一个被辛德勒救助过的犹太人或他们的子孙，走到辛德勒墓前，将一块石头放上去，这样的结尾让人觉得人性的力量和希望。而在《唐山大地震》的结尾处，一个地震幸存者骑着车穿过刻着24万遇难者名字的石墙，这一刻，我感到只是一个人去面对巨大的废墟，我很期待那时有许多人站出来，哪怕露一个脸，人与人之间能分担痛苦，幸存者才不会变成受害者。”——卢悦，专业心理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