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内地的“打工皇帝”唐先生也令人不禁想起鸿渐的前尘往事来，虽说《围城》里的人物是文学创作，可是鸿渐的原形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必不是小说家言，不然，钱钟书先生又何来此等妙笔?唐先生拿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的情境虽不似鸿渐为了“岳父”、“父亲”那样具体，但究之以一点——中国人常说的“面子”——还是极相似的。国外负笈多年，回国总得人前人后有个交待：博士文凭就是一硬通货，况且还是“舶来的”。在国人的观念中，“舶来的”自然是好的，鸿渐和唐骏在这一点上深明本土行情，因而也算投国人之所好，非得弄一洋文凭归国，否则哪算衣锦还乡!

因之，我并不打算去再附和方舟子先生和各家媒体的喧嚣，去“谴责”唐骏或者“调查”西太平洋大学的前世今生。如果不是国人的盲目崇拜洋人，鸿渐兄自然不必非去出洋留学，留学后也不必一定混张文凭才算完事;而唐先生自然也不一定死乞白赖地去感动某位教育部的官员，才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因而也不会有西太平洋大学的“履历”了。我这样说，不是为鸿渐兄开脱，因为钱钟书先生固然不乏对鸿渐的同情，也不能就说对鸿渐的这番作为取赞赏态度，只不过是从此人身上见出那个时代的好笑，好笑之一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崇拜喝过洋墨水甚至是克莱登大学的风气;也不打算为唐骏兄两肋插刀，概因十数年来我们的社会又是如何崇拜镀过金的“海归”，风头较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才造就了职场上“海归们”仿佛人人皆是精英人士的闪亮光环。因而，要埋怨某些“海归们”忽悠大众的情感之前，何不先检讨大众所先预设的社会心理氛围，正是这种顶礼膜拜的心理才给了诸如克莱登大学、西太平洋大学等“野鸡大学”毕业生的种种机会与光鲜!

英雄不问出处。鸿渐兄回国后投身抗战中的教育事业，克莱登大学也不是妨碍;唐骏把微软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因而才有了后来的盛大、新华都等经历，恐怕，这一切不能都说是拜西太平洋大学所赐。既如此，其实，我们也应于人豁达大度点儿，唐骏的成长要看他的业绩，陈发树先生当并不惑于此。要反思的或许应该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总是被列强打得一败涂地后因之所丧失的中国人的自强自立精神，即使我们有抗日战争的大胜、有朝鲜战场上的横刀立马，可是，为何总有那么一些国人，仿佛被抽去了钙一样，还在膜拜金发碧眼高鼻梁、克莱登西太平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唐骏“学历门”后不妨继续此一问，若真有一点点洞明，总比老是和CEO唐骏生气划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