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个汪精卫，总是说他附逆投放。然而近日之间，便有高人出来“分析”，说是并非这样简单，而应当从“心理学”的深度，析其性格，剖其“心路”。这当然颇有道理，然而分析来分析去，这“心路”又是怎样的一种曲径呢?曰其具有“自毁”性格，所以不惜独力扛上“汉奸”罪名，执意要“闯虎穴”，这与汪之少年，行刺清摄政王，从而“甘当釜下柴薪，燃烧牺牲，造就革命胜利的焰光，应该说是一脉相承”——“心路”之尽头，是汪精卫的“自我牺牲决心”，其中基本一条，是他何等关心日占区人民的疾苦，认为沦陷区的人民，需要一个与日本“协调沟通”的中国人政府。你看拿一个汪精卫，真“分析”出了一点“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的“牺牲精神”，倒是应当还他“清白”的。

其实关于此类“牺牲精神”的“分析”，并不是新的发现，也缺少石破天惊的 “创新”——数年之前，大概是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吧，也有“学者”高人，出来“分析”周作人的“心路”的——那不是赞他的“五四巨匠”，也并非说他的小品如何地“精致细腻，凌空蹈逸”，而是说他的附逆，岂但是为了“保护北大校产”，根本就是“为沦陷区的中国人民服务”——你看如果一个敌占的华北，八年不开教育，“那将是什么样的损失”?所以周作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决然当上了敌占区的教育总署的督办。至于周作人身负“潜伏”重任，至于他的伪职是地下组织帮他搞来的，此类奇谈，更是不绝于论……也是“心路分析”，分析出来的也是“更勇敢”的“自我牺牲决心”，可见高论宏词，只是如出一辙罢了。

时值胜利65年纪念，之前已有将鲁迅称作“汉奸的哥哥”，同胡兰成的太太这个“汉奸的老婆”相提并论的，到了这会儿，又有将汪精卫这个人物与写了《多余的话》而后慷慨赴义的秋白烈士放在一起的，这当然是“心理学的新发现”了。只是世事沉浮，风云卷拂，这里头的“心路”究竟何去何从，倒是今日之世人，应当“分析”一二的。